中国经济危与机

中国经济“危”与“机”

3月13日，全国两会闭幕，与往届相同，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成为全球都在热议的话题，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看来，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阴霾未散，甚至进入了新的阶段，走出危机的治本之策在于各国的全面改革，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幸运的是，中国是全球改革决心最大的国家，并且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全球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中国经营报》：对2014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你的观点是什么？很多人认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仍然存在很多困难，中国经济也处于剧烈的转型期，政府已经下调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　　李扬：从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延续至今。我认为危机没有过去，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判断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证明，第一个层面是发达经济体；第二个层面是不包含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第三是中国。　　发达经济体经过这些年超常规的解救危机的措施，应当说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但是造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采取了很多超常规的措施。这些超常规措施在阻止危机恶化的同时，也给复苏增加了负担，使得危机复苏过程扑朔迷离。　　有四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证明在发达经济体方面危机并没有过去：第一，这次危机表现在发达经济体实体经济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方向严重偏向消费者导向；二是经济结构高度依赖服务业，而制造业已经空心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经济体依凭它们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可以把自己的危机很轻易地向全球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转移。因此，我们判断危机是否过去，就要看实体经济领域中经济发展方式偏颇以及经济结构扭曲的状况是不是得到解决。目前来看，这显然是没有解决的。　　第二，金融方面。我们知道，危机最初是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表现为杠杆率非常高。去杠杆化就是解救危机的一个必要路径。而现在，去杠杆并没有完成，在一定意义上杠杆率还在提高。因为危机过程中，发达经济体都放出了天量的货币，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中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金融媒介受损”的现象。一方面天量的货币被投放到市场上，另外一方面，微观层面信用是紧缩的。“宽货币、紧信用、低利率”，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基本是这种状况。那么多像洪水一般泛滥的货币，但是在微观层面上并没有造成信用的扩张，这是金融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表明发达经济体整个金融体系不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它的实体经济。　　第三，财政问题。去年美国向全世界上演了财政悬崖的闹剧。说简单一点，财政悬崖就是债务率和赤字率高于一般公认的安全水平，危机因此而发生。解救危机必须使这两个率的上升趋势得到遏制。可是数据显示，危机以来，特别是为了救助危机，无论是赤字率还是债务率，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在上升。这是非常致命的问题。财政悬崖的存在不仅产生了财政的问题，由于财政和金融密切关联，也导致金融领域中出现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第四，全球治理。危机之前，这个世界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它们设置的，应当说危机出乎它们的预料，冲击了这样一个治理体系，如今是治理真空。现在大量研究显示，目前全球治理是多元化，而且是多元泛滥的一种状况。用过去话说，一顶顶皇冠落地，但是权威并没有树立起来。现在各种各样的治理结构都出现了，有一篇研究指出，以致亚丁湾护航这样一种很奇怪的治理结构都能够产生，表明全世界都在探讨新的治理结构，而且显然还没有看到今后应当向哪方面去。所以，尽管有些数字显示发达经济体出现好转的迹象，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危机没有过去。　　《中国经营报》：2013年，新兴市场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国际收支危机，这是否也预示着全球金融危机远没有结束？　　李扬：危机初期曾经出现了一个现象，一面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很不好，另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很好，以致出现一个概述，叫做“双速脱轨”，两类国家两个速度，而且是脱轨的。有些人据此认为世界变了，从此就变了，当美国开始从数量宽松政策逐渐退出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世界基本没有变，一下回到解放前，之所以出现双速脱轨现象，是因为广大新兴经济体基本是古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双缺口”，缺钱，发达经济体放水，为这些国家弥补资金短缺提供了条件。近些年这些国家大量引入外资，外资引入就有投资，有投资就有GDP，有GDP就出现高速增长。现在美国要收，大量的资金开始内流，这些国家立刻感觉到资金短缺，立刻感觉到原先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样，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又出现新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说危机进入第二阶段，就是发达经济体稳定了，新兴经济体开始危机了。　　中国深受危机影响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近几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正在探索自己新的发展方式，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解药是什么？　　李扬：我们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经济暴露了很多问题，大致概括一下，有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第一，尽管现在7.5%、7.6%的速度已经相当之高，令发达经济体垂涎，但是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从10%落下来的，两三个百分点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一方面有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另外也有经济急速下落带来的意外冲击。我估计，这个冲击需要几年才能消化，然后进入正常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对于这样一个速度变化，国内甚至国外一直没有非常好的解释。如果不能很好的解释，对未来会向何处走就没有任何有理由的判断。为什么现在下落？我们必须回溯过去三十几年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再往下回溯，为什么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为什么比头30年增长得快？只有解释清楚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才能解释如今为什么增速下来了。非常高兴的是中国社科院在全国研究界独树一帜，我们从经济结构层面上对此做了解释。整个经济结构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构成。现在中国经济要逐步实现以第三产业为主，由于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我们发展三产，自然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另外是投入结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以及科技投入都在下降，科技投入可能略有点正向因素，但是劳动投入肯定下降。去年投资已经从长期保持的30%降到19.7%。这些问题只是初步的解释，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有理论、有深度而且有实践的解释。　　第二，实体经济层面的房地产，我注意到谁都不谈，但是谁都知道它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今年当我们重新规划了城镇化发展战略，当我们决定2014年6月份全国房地产登记系统起动，当我们看到中国城市发展已经显示出清楚的层次的时候，我认为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除了原先的高房价之外，有些地方房产过剩会水落石出。如果房地产价格有不利变化的话，影响的是贷款，马上会有不良资产。当然，这个问题也是一直没有说清楚的。为什么房价涨起来了？为什么又落下去了？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差别？一直没有说清楚。过去多少年，房地产市场十年九调控，都在没有完全摸清情况的前提下下很大决心进行调控，现在看起来，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　　第三，产能过剩已经是我们的一个“癌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能过剩问题也有一次长篇的讲话。但现在看起来，各项措施是不是能够获得共识、是不是能够落实还有待论证和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对目前下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满意，想把它提上去的话，还得靠投资，投资上来以后，会导致更多的产能过剩，这是体制的纠结，这个问题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好的。　　第四，中国的金融。像美国这种发达国家是宽货币、紧信用、低利率，中国金融是宽货币、高利率。钱这么多，怎么举债成本越搞越贵呢？贷款难、贷款贵。这几个现象很荒谬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今天金融业的现实。这个问题必须解释，不解释经济会搞垮。我总体感觉是中国金融体系必须动手术，不能靠政策调整，政策调整已经解决不了深层次问题。　　第五，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有些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基于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架构，我们认为中国总体来说地方政府债务不是问题，但是在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它是大问题，现在必须要有所准备，要移山填海。　　治本之策只有改革　　《中国经营报》：全球如何能真正走出这次危机？　　李扬：我认为，走出危机的治本之策是改革。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都在改革，危机一开始美国奥巴马就说要再工业化、要再出口、要再平衡。有页岩气的革命，又搞航天、海洋等；安倍经济学登上舞台时打的也是改革的旗号；欧洲也要改革整个体系，不仅要改革各国的经济体系，还要改革整个欧盟架构，应当说改革是主旋律，是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面对如此慎重的全球危机都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现在的问题变成哪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问题认识得最深刻、哪一个国家改革的策略最完备，哪一个国家改革的决心最大，哪一个国家改革的效果最显著，哪一个国家就会在未来占据先机。我们比较各国改革方案，比较各国改革决心，我们非常有幸地看到，中国的认识最清楚、决心最大、动作最快，而且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提到336个项目，有人统计一半左右2013年已经启动，不是方案定出来以后墙上挂挂、报纸上登登就行了，而是迅速成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六个局，统帅各个部门进行改革。看看美国改革的动作怎么样，欧洲怎么样，日本怎么样，我们的邻国怎么样？只有中国政府把改革这件事放在了如此高的位置上，而且改革的措施如此之完备，我们是非常有幸的。　　《中国经营报》：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是政府做经济决策时的重要智囊机构，在新的形势下，它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扬：在我看来，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理论研究要有两大支点：一个支点是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一年多下来，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基本成型。据我所知，中央有些部门今后一段时间的任务是把这套东西体系化。我们作为专业的经济研究机构，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责无旁贷，并且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方法将它体系化，为这件事情作出些贡献。另一支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是理论文献，习近平同志在深化改革小组会上讲了这个事情。理论文献，大家一是要学习、领会，二是要发展它、落实它。这就有大量工作可做。三中全会决定中经常一个语句背后就是一篇大文章。由于没有展开，社会上有很多解读，很多按老思路在解读，甚至是歪曲的解读。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职业经济学家们责无旁贷地要把学习、宣传、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我们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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